，方能镇住罪犯，使人望而生畏。孙匡男却不这样认为，他认为罪犯或流氓地痞怕的不是人，是专政。现代犯罪活动也日趋向设计型、智能型方向发展，看一个刑警的素质不能只看“一脚踢”的案子破了多少，而要看破案的路数。
巴安县的一起案子似乎能说明孙匡男破案的路数。那是一起新婚小两口被杀的案件。小两口开着一家杂货店，夜里遭了难。男的被棒子打死，女的被剥光衣服，扎了20多刀，店里的现款都被拿走，还丢了些整条的香烟。地上洒有酱油、胡椒粉，看来意在破坏警犬的嗅觉。警方先是怀疑奸杀，经过法医检查未发现行奸的痕迹，只剩下仇杀和抢劫的可能。孙匡男较善于推理。他认为凶手与这家人应该相识，否则夜里很难叫开门。又注意到货架上的奶粉被动过了，就命令调查附近谁家有缺奶的孩子。 调查的结果，真的抓获了一个叫同军的鳏夫，家里有个嗷嗷待哺的孩子。这家里穷得一贫如洗，但搜出一些奶粉和香烟，都是店里丢的。罪犯供认，因为穷，妻子闹离婚走掉了，把孩子丢给他。孩子没奶吃，终日啼哭不止。那天晚上同军敲开杂货店的门，想赊一袋奶粉，遭店主的拒绝，同军一怒之下回家取了凶器前来抢劫，杀了新婚夫妇两人。
尚志县的一起案子破得也有意思。1990年的一天晚上，万山地区一处路卡前开来一辆汽车，远远地看见车灯在离路卡300米左右的地方熄灭，下来一个人，又不见了。这情况引起哨卡的怀疑，提着电筒前去视看，见路边停着一辆212吉普车，车上有血迹，人已失踪。于是把车拖回来，次日晨警察开始调查。 很快查清这是辆出租车，从山里开来，侦察员们逆向搜寻，在距停车处2公里的地方发现司机尸体。后来得到线索，有一个去山里收黑木耳的人曾把这辆车租走。作案动机是抢劫还是杀人则分辨不清。租车者可能抢到了一笔钱，那么这笔钱的来源也需要广泛调查。孙匡男的思路与众不同，他认为这里面有些逻辑关系需要搞清。首先，若罪犯意在谋财，那么在山里动手更为方便；其次，若罪犯意在害命，也不应该出山后才行动。在卡点杀人，又在卡点前抛车逃跑，说明他事先对设卡一无所知，现场的位置说明他实施犯罪是临时起意。 于是，孙匡男的判断是：罪犯的目的是抢车，产生的动机的时间就在抢车前不久。根据这个判断，他指挥部下全体进山查访，后来果然查出，罪犯为辽宁铁岭人，犯有前科。这人进山的最初目的只是为了搞木耳，没有搞到，十分懊丧，出山后中途想到抢车，遇到哨卡匆匆逃走。久而久之，同事们都意识到这位公安大学毕业的高材生确有自己的一套。有点福尔摩斯的品味，孙匡男则很欣赏福尔摩斯说过的一句话：“当你把一千起案件都熟悉在心时，那么发生第一千零一起案件时，你就一定会破获。”
9时10分，徐衍东厅长亲自将张副厅长送至大门口，又一一与孙匡男、崔道植、车则仁等6位同行者握手。省厅派出的第二工作组便分乘三辆汽车启程，此时距“128”案发案已整整15天。孙匡男坐进了张厅长的小车。一路上，他们还有机会交换些看法，孙匡男顺带汇报了处里近期的工作。他总的感觉是，人手不够，疲于应付，如果此时省内别的地方又发生一起“128”式的大案，就真不晓得派什么人去了。
张昕枫当然能理解，笑笑说：“形势变化的确太快，公安战线上总的看来还不能适应这种变化的形势，还比较被动。最近我考虑最多的，是如何建立一种新的防范体制，重新把人口控制住，掌握住，现在人、财、物流动太大，客观上造成许多犯罪的机会，防不胜防。这里的关键是人口的流动性大，许多人口不在公安视线里，与过去的情况大不相同了。”
孙匡男点头：“您读过《第三只眼睛看中国》吗？这本书听说被批了，书里有一种观点，说中国的农民本来是被牢牢地钉在土地上，所以出不了大事，改革开放以后，农民都进城了，流动起来，社会也就不容易稳定了。我不同意这种观点，农民为什么就该一辈子钉在土地上呢？但从某一个角度上看这种情况也能说明一种变化，就像您说的，开放了，搞活了，人财物也活动起来，如果公安还是死的，像过去那样管理，恐怕事情就少不了，非要有相应的对策不可，既要改革开放，又要加强管理。”有人曾经生动地概括当前形势的变化：大街远处不经商，旅店成了小银行。工厂好比万宝囊，居民楼院变空房、流动人口似水淌，都市里面有村庄。皮包公司遍天下，霓虹闪烁夜更长。
张昕枫思忖着说：“我的想法是应该加强公安基础业务工作，重点是派出所的工作，抓住这个环节，才能有效地预防、发现和控制犯罪。不然我们就会变成瞎子和聋子，总是处于被动局面。”他的话不是随便说说的。1996年，张昕枫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兼任哈尔滨市公安局局长的副厅长，到任后很快将自己的想法付诸实施。哈尔滨市、区两级公安机关得到大刀阔斧的精简，精简下来的干部大都充实到基层派出所。同时，又向社会上广泛招募大学生，将数百名大学生直接派往基层派出所充任民警，这个大胆的举措震动了警界。后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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